作者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纵横天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的辩论同以往大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于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似乎都没有过多涉及。尽管特朗普打着“再造伟大的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但具体政策上除了拒绝移民，反穆斯林等体现出排外民族主义倾向外，看不出什么战略思维，希拉莉虽然罗列了外交政策清单，但也没有就美国外交给出清晰远景。

战后几十年，世界很多国家已经习惯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定位的模糊性，让它们感到战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新总统会如何来定义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呢？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的今后走向。美国政治的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让新总统很难有精力去思考国际事务，如何重新构建美国国内秩序将会成为新总统的最优先事项。

首先，如何重建精英－大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特朗普现象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于精英阶层高度不信任，尽管特朗普本身也是美国经济精英的一部分，然而他却依靠极端的反精英主义、反主流主义的言论赢得了大量支持者。

特朗普甚至说如果当选将把希拉莉送进监狱，这样的言论发生在一个以民主和法制为自豪的国家，说明了他很好地迎合了人们认为美国的问题不是个别政策的失败，而是整个体系的失灵。特朗普的选举运动已经让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美国的新总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第二，如何重建有作为的政党政治体系。美国的政治极化还反映在政治精英层中，特别是政党政治上。美国的两党制长期以来被很多国家看成是成熟的民主制度典范，例如日本就一直希望能够形成两党制的政党政治体系，然而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多数的国会与民主党政府之间的对立，让法案的通过率极低，甚至还出现了前所未闻预算不通过、联邦政府停止运转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是希拉莉当选总统同样可能重演，美国民众对于两党政治的政治不作为的厌恶和反感，则会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滋生。

第三，如何扭转美国民众反全球化的政治倾向。尽管美国已明显从经济低迷中复苏，失业率也一直在改善，美国其实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很多民众坚信全球化让少数的精英层受益，而他们则是受害者，民众还认为美国介入国际事务并没有带来利益回报。2013年11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3%民众同意美国应当更加关心自己的事情，并让其他人去管他们的事情。这是从越南战争刚结束以来最高的，当时为43%。

因此，美国新总统的国际战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国内秩序重建问题，从而获得民众对于再次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

“单极美国”在新国际秩序中的苍白

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存在的“无政府”（anarchy）状态，那么如何让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有秩序和非暴力性互动，是现代国际关系开始后的核心课题。政治家、学者和民众也为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做了各种努力，既有成功的积累也有沉重的教训。

欧洲的力量平衡保持了拿破仑战争后百年和平，曾经让人们以为找到了实现国际秩序永久和平的道路而沾沾自喜，然而两次大战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战后美国为首的战胜国试图建立联合国，实现建立集体安全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秩序，但冷战的严酷现实让这种努力完全走样。

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战略思维，在冷战中朝着建立和保持在全方位领域内的“系统性至高无上”（systemic primacy）的目标不断演进，可以说战后国际秩序正是建立在这种逻辑基础上。

首先，这种逻辑的出发点在于美国的“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战略资源优势，同时具有超越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机制，因而美国保持超过其他可能对手的绝对优势，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和平和繁荣的红利，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

第二，美国必须在冷战中保持“系统性至高无上”在具体操作，首先是通过建立政治军事同盟网络，建立直接的垂直的美国－盟国关系，在经济上虽然建立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宏观经济上建立了七国集团机制，然而从决策上来说，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与盟国或者伙伴国之间的间接的垂直关系。

第三，冷战中苏联被认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因而被上升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力量，如何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政策选择。美国在冷战中对前苏联则采取了全面遏制和战略孤立政策，在经济上限制苏联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政治军事上以遏制为核心的同盟对峙，在意识形态和宣传上系统性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至高无上”逻辑似乎得到了实践的检验，美国战略主流开始将这种逻辑进一步升级为“单极世界稳定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说”到单极时代的欢呼，再到奥尔布莱尔宣称的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大国”，这些思维的根底同冷战中“至高无上”，“美国例外主义”，“优越感”可以说一脉相承。

不可否认，美国建立和主导的战后秩序，在推动国际治理的多边机制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美国追求的“至高无上”，已经从原来作为实现和平繁荣目的的手段，日益内化为追求“至高无上”本身变成了战略目标，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的“战略傲慢”（strategic arrogance）的产生。

冷战后“单极世界稳定论”与战略傲慢的出现

上个世纪90年代，在欧洲华约解散后北约却因为需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在不断强化，在亚洲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则因为“台海危机”和“朝鲜核问题”获得了继续存在合法性。科索沃危机爆发后，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情况下进行了军事干预，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然而联合国在美国的“单极”格局下显得很无力，被认为不亲美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连任失利让人们再次认识到“单极美国”的强大力量和国际机制在新国际秩序中的苍白。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这个背景下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误炸”极大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中俄对美国单极格局感到不满加速了双方的战略接近。

除了中俄之外，大部分国家面对唯一超级大国和即将到来的“单极国际新秩序”采取了务实的态度，要么选择搭车（bandwagon）或默认。尽管主权国家采取了沉默的低调态度，但是对于“单极国际新秩序”的不满和忧虑，最终以一种非常令人吃惊的方式爆发出来，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组织以非常规的自杀性方式攻击美国本土核心城市。

美国“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战略逻辑受到严重挑战，随后布什总统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几乎所有的主权国家都被要求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做美国的敌人，结果大多数国家都选择支持美国，美国俨然变成了一个“世界性帝国”。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战后超越一个正常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定位自身的作用，其根本来源于国内秩序的稳定下催生的优越感。

美国国际秩序中作用的再定义

首先，要看到美国民众虽然反对过度介入国际事务，特别是军事介入，但这并非孤立主义的重演。2016年6月的皮尤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6%的美国民众支持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军事行动，并对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军事最强国仍然深信不疑，从1990年代到现在的调查显示，民众希望美国发挥全球领导力的期待一致稳定在九成左右，现在民众不清楚的是美国应该如何发挥全球领导力。

第二，世界对于美国领导力的期待仍然强劲，这也解释美国总统选举过程显示出来的向内转和民粹主义倾向，会引发世界很多国家的担忧，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战略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美国与其同盟国家1990年占世界的64%，尽管到2020年将会减少为39%，这仍然是很大的规模。第三，在很多全球问题上，正如基辛格曾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在美国的参与下，很多问题才能成为全球日议程。

美国面对的问题，不是继续发挥全球领导实力绝对下降的问题，也不是意愿绝对丧失的挑战，而是开始意识到美国不是万能（not omnipotent），而是了解本身的局限性后。如何定位自身的国际作用上出现的迷茫。

对于新总统来说，对内需要说服国内民众调整他们支持国际事务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全球化时代纯粹的精英主导外交很难持续，必须要让民众理解外交行为的好处，这个通过国内沟通建立内部共识的过程更加困难；对外则需要有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有选择性地发挥领导力，而不是过去那种毫无选择，不惜代价地滥用领导力，例如武力改变政权来推广价值观，或者在关塔那摩进行超法律的反恐调查。

美国国内秩序重建的步伐和质量，将会影响其对自身在新国际秩序建设中作用的定位，而国际行为的全球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前者的进程轨迹，美国新总统的任期就将在这两大相互联系的难题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