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人——通常是穿着考究、成就非凡之士——当你问他或她读的是哪间大学，他们不会直接说出校名，而是用一组俄罗斯套娃般的地理名词回应。

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嗯，波士顿。呃……坎布里奇。

最后，悄声细语地，摆出一种歉疚的窘态或羞怯的微笑，用造作的波士顿婆罗门口音，说出一个他们料想定引起巨大反响的词：哈佛。

几十年来，出身本国最古老大学的这些言辞谨慎的在读生和毕业生们，一直在玩着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所说的“一个让人抓狂的小游戏”。这位《优秀的绵羊——失当的美国精英教育以及如何拥有富于意义的人生》(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一书的作者说，“他们这样忸忸怩怩，是因为不想摧毁我们的自尊，但是，他们又迫不及待地想把那颗H打头的氢弹扔下来。”

（2010年毕业于哈佛的作家、单口相声演员马克·菲利普·埃什肯纳齐[Marc Philippe Eskenazi]有个犀利的单口段子，将这套小心翼翼的花样表演一一呈现。）

这种矫情不是什么罪，可能只是真心希望不要因为自己归属于一个堪称学术巅峰代名词的机构而显得自大。无论那一年它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上排第几（目前屈居第二，仅次于普林斯顿），哈佛在世界上的声望始终是无人能及的。它拥有造就最多总统的傲人成就（将法学院和商学院毕业生包括在内共计八人），尽管校园内禁止拍摄，它仍然出现在从爱情片到法学院喜剧的各种影视剧中，以此突显剧中人物的杰出才智，以及精英地位——看到这个你们就乖乖闭上嘴吧。

然而，经过一系列有损学校清誉的事件，在加上这样一个对特权格外敏感的时代，原本生造出来的羞愧，可能将演变成一种真正的耻辱，并对这种哈佛出身的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

近年来哈佛频频见诸报端。学校餐厅的工人举行了为期三周的罢工，成功将年薪涨至3.5万美元，在一篇报道此事的文章中，提到哈佛坐拥357亿美元的捐款，为全美最高，远超其他任何一所院校。校方取消了男子足球校队整个赛季的赛事，因为发现在2012年的一份“星探报告”中，男队员们对女队队员的性吸引力进行了评分；男子越野队则刚刚因为在2014年有类似的行为，被给予“运动察看”(athletic probation)处分。

这个品牌也同即将上任的新一届政府产生了意外的冲突。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首席策略师及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网站前董事长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1985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600多名该校女学生和女性校友签名致信《纽约时报》谴责特朗普选择他，并指责班农策划了“一场宣扬白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歧视女性和仇恨的运动”。班农没有参加一场在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举行的选后活动，或许是因为有人计划发起大规模抗议行动。

丹尼尔·戈尔登(Daniel Golden)于2006年出版的书《入学的价格》(The Price of Admission)讲述富人如何靠花钱进入精英学校，这本书最近变得更加相关，因为它披露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尽管学术纪录平平，却被哈佛录取，而这可能是因为他父亲捐赠了250万美元。（库什纳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一指控，指出库什纳毕业时拿到了荣誉学位；戈尔登指出，在分数通胀盛行的大环境下，库什纳2003年毕业时，他那一届约有90%的学生都拿到了荣誉学位。）

除了特朗普内部圈子的几个成员，哈佛大学近期最著名的学生还包括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最近他因为Facebook上假新闻的传播而遭到抨击，此外还有大批野心勃勃的华尔街大亨，他们常被指责（不管正确与否）造成了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和危机，他们的名单每年都在扩充。（哈佛大学毕业生更为贪婪而不是更爱钻研，这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刻板印象：2016年的学生中，有近2/5表示他们正准备进入金融或咨询领域，另有14％的人选择科技业，相比之下，只有6％的人进入非营利或公共服务领域，4％的人进入教育领域。）

任何拥有哈佛文凭的人身上都散发着特权阶层的玫瑰园香气――近日来，“特权”这个词可以在校园里激发强烈的反应――无论其特权是父母为他们取得入学资格的重大帮助，还是他们在校期间获得的，都会在毕业后帮他们创造无数机会，而现如今，这种特权气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受到更多谴责。

哈佛大学中依然充斥着富人的子女。根据对目前大一新生的调查，超过1/3的学生来自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最富有的4％的家庭），来自年收入在50万美元及以上的“百里挑一”家庭的学生人数超过来自年收入在4万美元及以下家庭学生。这些人口统计数据与其他择优录取学生的大学类似，表明哈佛大学在其对经济多样性的承诺与招生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异。2005年的《平等和美国高等教育的优越性》(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一书证实，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名校在录取学生时不会更倾向于低收入学生，尽管他们口头的说法完全相反。

然而，哈佛的入学申请数量在过去三年中出现激增，现在达到了创纪录的数量，2020年毕业的那一届要比2013年多出34％。然而，包括哈佛校友在内的一些家长反对“不上哈佛就等于失败”的心态，不仅因为这对过度劳累的孩子们造成了压力，而且因为他们对常青藤联盟学校的墨守成规和事业狂氛围充满疑虑。

尼克·F·巴伯(Nick F. Barber)是大四学生，2014年，他在学生日报《哈佛深红》(The Harvard Crimson)上撰文写道，“特权――更重要的是，特权向他人传递出的关于我们的品性的信息――令我们不舒服。我们的特权迫使我们质疑自己的价值，是否够好，在我们这样的院校，这是最受重视的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