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夜，我走在牛津街上。伦敦商店打烊，公交地铁停运，平时熙熙攘攘的牛津街上显得有些冷清。但仍有不少游客，欣赏着璀璨的圣诞灯饰，不断驻足留影，时有欢声笑语。受德国圣诞市场恐袭事件影响，英国显然增派了警察在巡逻。公交停运带来商机，街上出现不少载客三轮车，车夫以穆斯林移民居多，忙着四处招揽游客。一个穆斯林车夫蹬着三轮车，车后装着两个硕大的音箱，放着喧闹的伊斯兰音乐。他停在我附近，招呼着我对面的一对欧洲情侣上车。这对欧洲情侣皱皱眉，摆摆手，打算离开。此时突然飘来一阵“铃儿响叮当”的圣诞歌声，另一辆三轮车急速驶来抢走了这笔生意。我听见蹬车的小伙子用纯正的英国腔英语说道，“美好的节日当然要听美好的节日音乐”。

这起小小的商业竞争案例让我嗅到“伊斯兰恐惧症”的气味。牛津街这些年不只是穆斯林车夫越来越多，卖清真食品的阿拉伯小贩越来越多，戴蒙面面纱逛街的妇女越来越多，纪念品商店里卖货的中东移民越来越多。有时闭上眼睛站在牛津街，满耳朵全是阿拉伯语，还疑心自己身处某个中东国家。

这自然加剧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恐伊症”这个词是上世纪70年代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明的，如今早已进入欧洲寻常百姓家。在伦敦一家牛排店工作的克丽斯蒂自认罹患“恐伊症”。克丽斯蒂是法国人，早些年她住在巴黎郊区，社区中陆续来了些中东移民，来的渠道很多，劳务输入、家庭团聚、偷渡、避难等等都有，近年来愈演愈烈。随着中东移民不断涌入社区，社区里的法国人开始搬走。克丽斯蒂渐渐感到了压力，她说，“社区戴面纱的女子太多了，我不戴面纱，周围的穆斯林男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克丽斯蒂最终决定搬走并且离开巴黎。

据统计，目前法国有大约500万穆斯林移民，占到了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还会提高，据说如今法国新生儿童最常用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因为法国人都忙着浪漫，不愿生孩子。巴黎的穆斯林比例更高于法国平均水平，穆斯林社区已对巴黎城区形成合围之势，因此巴黎在民间亦称“巴黎斯坦”。整个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也在逐年攀升，据美国皮尤中心统计，穆斯林占欧洲人口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4%上升至2010年的6%，预计2030年将达8%，2050年将超过20%。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但皮尤中心认为目前欧洲穆斯林已超过4500万，2030年将超过5800万。

欧洲穆斯林人口激增与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有关。正常情况下，维持社会人口的生育率是2.1（即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现在欧洲平均生育率是1.38，而欧洲穆斯林妇女生育率则为3.5。克丽斯蒂对“超生游击队”深有体会，她27岁时尚未结婚，而社区内同龄的穆斯林女子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

欧洲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膨胀进一步诱发了欧洲“恐伊症”。在一家英国智库工作的西蒙认为，欧洲“恐伊症”已从对欧洲穆斯林“量”上的恐惧，逐渐演变为“质”上的恐惧，其中既有对穆斯林移民在经济利益、社会稳定、传统文化、民众心理等造成的多方面冲击不满，又有在国际形势加速嬗变下对欧洲无力应对各种危机的情绪发泄。具体而言，当下欧洲的“恐伊症”主要有三大癔症。

一是认为穆斯林移民抢了欧洲人的饭碗。众多穆斯林移民成为欧洲各国公民后，法律上就与本土居民一样，拥有受教育权、工作权、领取退休金等权利。英国法律还规定，任何族裔的英国公民均可合法参政，但事实上穆斯林长期未能进入欧洲政治核心圈。今年5月，英国工党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其穆斯林身份一度引发热议。12月21日，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提名穆斯林女性塞维尔·什哈德担任总理，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报道称罗马尼亚总统已要求再提新人选，但互联网仍在炒作此事，声称“伊斯兰已向欧洲高层政治发起进攻”。

其实欧洲穆斯林找工作不容易，失业率很高，尽管法律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但“隐性歧视”普遍存在。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求职者在履历表上的姓名带有中东移民色彩，获得面试的机会要比英国本地人少一半。在同等条件下，穆斯林移民更多进入临时工、学徒工等劳动力市场，干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做的低端工作。

二是认为欧洲将被伊斯兰同化。法国历史学家韦斯曾经这样描述2050年的欧洲，“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将取代目前灯红酒绿的酒吧，柏林的路标将用土耳其语书写，奥斯陆和那不勒斯的小学生天天在课堂上朗诵《古兰经》。”寥寥数语却勾勒出欧洲人噩梦般的画面，无限放大欧洲人对伊斯兰文化迅速传播的恐惧。在“恐伊症”语境下，宣礼塔、清真食品、妇女穿戴的布卡等伊斯兰教标识均被视为对基督教文明的挑衅。

加拿大学者斯坦恩在其畅销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中表示，“不是穆斯林移民被欧洲同化，而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西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传统的西方文明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这些声音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对欧洲民众心理以及欧洲政策走向都已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年法国出现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布基尼执法事件，德国默克尔总理为了争取连任，明确表示德国将禁止在公共场穿戴布卡等宗教服饰。

三是认为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2016年是欧洲的恐袭之年，春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夏天在法国尼斯，冬天在德国柏林，还有土耳其，四季无休无止的恐袭。血腥袭击之后的欧洲，除了悲伤，便是疑惧。频发的恐袭为妖魔化穆斯林提供了平台。一个英国网民写道，“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他们掌握了现代技术，潜伏在欧洲大城市的腹心之地，静静地等待原教旨主义的召唤。毫无征兆，防不胜防，恐怖主义肆虐，欧洲找不到出路。”其实欧洲穆斯林大多遵纪守法，温和派占绝大多数。以英国为例，赴英的穆斯林移民59%有明确的学习或工作目的，21%是以家庭团聚为目的。道理都懂，只不过被选择性接受而已。

欧洲病急，自然乱投医。欧洲的传统政客们只会发表“政治正确”的言论，在恐袭问题上除了事前泛泛警告和事后严厉谴责之外，几无良策。欧洲民众厌烦了只会说漂亮话的“奶妈型”政客，思变之心日切。欧洲各种民粹主义政党趁势而起，为博上位争相秀“强硬”。渲染穆斯林威胁更是民粹主义政党的拿手好戏，不少民众被忽悠后，开始笃信“只有民粹主义才能救欧洲”。

民粹主义已在美国开花结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故意抹煞传统穆斯林与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之间的差异，制造“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噱头，在欧洲也赢得不少“地下粉丝”。西蒙认为，欧洲不少人囿于政治环境，在公开场合下对特朗普嗤之以鼻，私下却对特朗普却青睐有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公开表达坚持“政治正确”，却将私下的感受和想法通过选票寄托在极右翼势力上。

《金融时报》总编辑巴伯看到了这种危险的动向，他在年终评论中写道，“说特朗普的典型支持者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愤怒的白人瘾君子，是一种误导。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女性。特朗普的支持者看重特朗普，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相反，自由派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但不把他当回事，因此忽视了这位大亨可能带来的损害。”

“恐伊症”的蔓延导致了双输的局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伊斯兰群体愈难融入欧洲社会，一些欧洲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不惜出走叙利亚参加极端组织，甚至发起针对欧洲的恐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不信任，助长民粹主义崛起势头。

英国本是欧洲接纳穆斯林移民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但现在对移民的抵触情绪日益强烈，对移民的恐惧直接推动了英国公投脱离欧盟。据英国民调统计，20%的受访者认为英国文化与伊斯兰教难以相容，35%的受访者认为英国人不信任穆斯林，46%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对穆斯林的宽容度在下降。英国脱欧再次警告欧洲，整合穆斯林依然任重道远。

不少有识之士忙着为“恐伊症”开药方，有的从欧洲入手，主张坚持文化多元主义，要求欧洲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移民融合，消除隐性歧视。有的从伊斯兰教入手，主张进行教义改革，避免对《古兰经》生硬解读，回归伊斯兰思想的本原传统，从国家、地区、世界三个层面构建新的伊斯兰神学。还有的主张双管齐下，使伊斯兰教与欧洲文化相向而行，摒弃“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冲突”的错误观念，寻求欧洲穆斯林与欧洲文化的深度融合。

然而这些主张大多避实就虚，开方容易抓药难。以当前欧洲“恐伊症”之严重程度，怕是宽严皆误，最终只能“此恨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