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7日，西雅图议员Kshama Sawant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

2013年，以托洛斯基主义者自封的社会选择党（Socialist Alternative）候选人卡萨姆·斯旺特（Kshama Sawant）在西雅图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了该市议席中一百多年首位社会党人。她同时把一个社会主义实验项目带到了美国：将最低工资水平首次提高到15美元/小时的门槛上。

这一尝试让一场名为#为15美元时薪作战#的运动由此正式进入了主流政治和经济光谱中。自2014年年中西雅图议会通过最低时薪法令后，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城市和地区纷纷效仿。截至2017年6月，已经至少有9个大型城市和8个州把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了12美元-15美元/小时的范围内。另外还有许多城市和州也在考虑引进新的最低工资政策。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最低工资制度是好是坏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支持者认为，最低工资制会增加低收入人群可支配的资金、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就业增长；反对者则认为，大规模提高工资将减少就业，直接威胁到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而且，最低15美元时薪制度会让小企业主的日子特别艰难。

最新出炉的两份评估西雅图15美元时薪令效应的、结论完全相反的报告再次激化了这一争议。

华盛顿大学数位学者在对西雅图两个阶段的时薪上调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西雅图上调最低时薪将西雅图低收入人群的全部工作时长降低了约9%”，同时把“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约3%，“说明工资上调的成本超过了这些工人所得的收益”。报告发现，平均到每个工人头上，因最低工资上调净损失达到了每月125美元。

该报告分析的是西雅图迄今两次最低时薪上调对薪水和工作时长的影响。西雅图15美元时薪令是分阶段实施的，先是在2015年从9.47美元提高到11美元，然后于2016年从11美元提高到了13美元。根据该法令，到2017年，雇佣人数超过500人的大企业要将最低时薪调高到15美元，而规模较小的企业最晚在2021年实现15美元的目标。

这一最低时薪水平远远高出联邦水平：因争议巨大，自2009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新时薪就一直维持在7.25美元。

而就在华盛顿大学的报告公开前数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西雅图时薪令的评估报告刚刚公布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该报告认为，最低时薪被提高到13美元后，西雅图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出现了增长，同时也没有出现就业岗位因此削减的现象。报告称，西雅图的最低时薪制度令食品服务行业的薪资水平总体上涨了约1%，将快餐店等有限服务餐馆的薪资水平推高了2.3%，同时几乎没有对就业产生任何影响。该报告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研究比较相符。

#为15美元时薪抗争#的运动最早始于2012年底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员工为寻求增加工资而发动的大规模罢工潮，《时代》杂志称，这次罢工受到了2011年到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启发，其意义更多是为提高最低工资的运动进行公开造势。

到了2016年，自封为“民主社会党人”的桑德斯，也是斯特旺最青睐的候选人，把“最低15美元时薪”作为其竞选纲领的核心，将一运动带入了美国大选中，并将这一股始于美国西海岸的“零零碎碎、倾向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不同理念的运动”扩展到庞大的西部农村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迫切需要对西雅图的15美元时薪制——也是全美国的首个——进行验收。然而，评估的结果不仅没能打消反而激化了争议。

华盛顿大学的这份报告引发的争议最大。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David Autor认为其结果“比较可信”，应“谨慎”上调工资，哥伦比亚经济学家Jeffrey Sach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使用的数据和方法论存在缺陷。比如，该报告把经营点不止一处的企业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麦当劳或其它快餐连锁店都没有被纳入在内。沃尔玛，以及其它诸多知名的零售和快餐连锁同样不在其研究范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资和就业动力研究中心（Center on Wag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Michael Reich指出，这种方法论导致“西雅图48%的低收入人群都没能进入该研究范围”。

《大西洋月刊》还指出，这一缺陷导致华盛顿大学这份报告无法清楚地分解出，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到底是出于当地经济的繁荣还是受到了最低工资上调的影响。

也有分析认为，围绕“最低时薪”制度还有许多未解的问题，这份报告提出了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西雅图的最低时薪上调或许幅度太高、速度太快了。

华盛顿大学这份报告同时也显示，餐饮业领域几乎没有因最低时薪上调而出现就业损失，这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结果一致，后者主要围绕餐饮业进行的研究。这也引发了另一个争议：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或许没能捕捉到最低时薪上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尽管以餐饮业尤其是快餐行业为核心进行研究是业内普遍接受的做法。

对这一复杂问题的经济之争蔓延到了理念的战场上。彭博专栏作家、一家财富管理公司的创始人Barry Ritholtz撰文称，华盛顿大学该报告的首席研究者Jacob Vigdor一直反对上调最低工资，因此，“他可能不是评估西雅图最低工资法的最客观人选”。

被成为自由派大本营的《纽约时报》上周末刊发了一篇社评指出，围绕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证明，在不降低就业增长或减少工作时长的情况下温和上调最低工资是可行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像西雅图这样的大规模调整是否可行。

在指出该报告方法论存在缺陷后，文章称“似乎可以因此下结论，西雅图最低工资上调是该市能够承受的，由此推广开来，其他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做”。

该评论立刻引发了保守派人士的炮轰。就业政策协会（Employment Policies Institute）常务董事Michael Saltsman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称，《纽约时报》的结论令人“匪夷所思”。“其结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不是建立在这篇社论提供的证据之上。”

不过，对直接推动该议题进入主流辩论舞台的斯旺特来说，“15美元最低时薪”的尝试，更关乎的并不是其经济效应，而是理念本身。当被质疑该制度可能会损及经济时，她这样回应道：“如果让工人摆脱贫穷将严重危机经济，那么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经济。”

她还认为，“15美元最低时薪”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工薪阶层扩大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上。2013年，在接受美国SaLon网络杂志采访时她说，社会主义经济无法在一个国家单独存活，它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体系，就像今天的资本主义一样。不过在这之前，西雅图的“15美元时薪”能够在美国国内经受住迄今最关键的一轮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