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诡异的一面。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布什政府先后发动了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但并未消除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终于，2015年巴黎发生了11·13事件，2016年布鲁塞尔又发生了3·22事件，但这两个地方是欧洲的中心地带啊。同样，2008年美国引爆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但是最受伤害的却是欧洲：冰岛破产，希腊债务危机……都两次了，大家本来想看美国的好戏，但发现躺枪的是欧洲。讲不通啊。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薄弱环节”。二战之后，欧洲的防务主要靠北约与美军基地，有美国人出钱出人保护，欧洲能把大量的防务经费节省下来，但这节约下来的钱不是用于生产性的减税与经济发展，而是用于分配性的、纯消费性的福利支出。福利主义既损害经济效率与经济稳定性，也扼杀防卫能力与防卫意愿，令欧洲成为“薄弱环节”。

对福利主义的态度，欧美很不一样。虽然这些年来美国左转了不少，民主党政府推出了奥巴马医保，但“福利社会”，在推崇个人责任的美国大体上还是一个贬义词，在欧洲早已是不言自明的褒义词，是一边倒的政治正确了。福利主义侵蚀个人责任。虽然美国也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但美国好在还有茶党，欧洲只有司空见惯的公营部门罢工与反紧缩游行了。

以上只是福利主义的病理切片，让大家有个直观感受。即将奉上福利主义的解剖结构，让大家从多个角度逐一品鉴。下文将阐明一个核心观点：福利有易发难收的特性，几乎只能加不能减，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与毁灭性；福利主义是里子的腐朽，恐怖主义是浅表的病症，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福利主义极有可能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与终结。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

财富再分配

说到福利社会的基本特征，大家第一想到的应该会是高税收、高福利，也就是财富再分配。福利主义说到底是平等主义的一种表现型，所谓结果平等，是通过对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批评是福利主义侵犯产权与自由，惩罚勤奋，奖励懒惰，消解个人责任，鼓励不劳而获，损害经济效率。这是老生常谈了。

但福利主义者会说，让人人享受基本的福利与保障，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孩子与养不起老，人人幸福安康，这样的福利社会岂不是人间乐土，牺牲一些效率又如何？听起来也有道理。

问题在于，从进化博弈论的角度看，福利与保障不属于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ESS指的是一个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采取某种策略，而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他策略所不及，因而具有稳定性。将问题推到尽，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别人支付成本给自己提供福利与保障，没有任何人从事生产，那整个社会都会灭亡。可见，就社会存续之目的而言，福利与保障并非ESS，不能被社会大部分成员所采用，不具有稳定性。

从纳税人与食税人两分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食税人（包括公职人员及吃福利者）相对于纳税人/生产者的比例低，税金相对于社会财富的比例低，这个阶段的福利是可行的。但由于福利刚性，食税人对福利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这必然导致税金相对于社会财富的比例不断上升。当边际生产者看到吃福利比自食其力收入还要高，这些人就会加入吃福利大军，从而导致食税人相对于纳税人的比例也不断上升。

这是一个食税人与税金不断增加的正反馈过程。当食税人相对于纳税人的比例及税金相对于社会财富的比例达到一个临界点，就走上了经济崩溃与社会解体的不归路。福利制度的内在不可持续性与自我毁灭性，于此可见。

高度干预与高度管制

但或有人说：“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凯恩斯），如果福利制度向下走的曲线坡度足够平缓，解体过程持续得足够长，那今朝有酒今朝醉得了，何必替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人担心呢？宇宙还终有一天会毁灭呢。

问题之一在于，左翼/liberals/社民党在奉行福利主义的同时，也对经济进行高度干预与高度管制，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效率，进一步损害了财富生产能力。蛋糕做不大，甚至越做越小，能分的蛋糕也就越来越少。

所谓高度干预就是凯恩斯主义，当经济下行时，就“逆周期”搞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用政府投资或消费来撑起“总需求不足”。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财政政策，就是发国债，向私营部门借钱，其实就是用低效率的公营经济来挤出高效率的私营经济。有货币政策配合的财政政策，得到/最先得到新钱的公营经济，获得更多的资源，大块吃肉；得不到/最后得到新钱的私营经济顶多能喝到汤，甚至面临大失血。从实际来看，凯恩斯主义是用牺牲未来的方式来制造今天的繁荣，好比穷人把一年的生活费集中在几天内花掉。

所谓高度管制就是政府对各行各业各类市场绵绵密密的管制法例，扼杀经济自由，窒息市场生机，一般包括下列措施中的N种甚至全部：对水电气等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行业”）搞特许经营；对能源资源等上游行业搞权力垄断；对各行各业各种事先、事中与事后监管，每行每业都是N大本的规制文件，深文周纳，总有一款适合你；强化工会特权，僵化劳动力市场；搞行会性质的医师工会与律师工会，限制医生与律师的供给；设立过高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扼杀企业家精神；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扭曲土地市场；价格管制等。

高度管制/规制其实就是官僚专制。真正由民意机构通过的管制性法律是少数，大部分管制是行政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这等价于行政部门自我立法。行政既立法又执法，通过司法挑战这些明文法律几乎不可能，遂令官僚权力大无边。私营部门只有服从的份儿，这种合规成本，也有规模效应，大企业凭业务量大分摊成本，小企业就麻烦了。

自1980年代以来，在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美国涌现了微软、谷歌、苹果与脸书等一大批新兴大企业，但欧洲的大企业仍是清一色的老面孔，让人嗅到了曾为现代文明发祥地的欧洲之老迈与腐朽。

代际财富再分配

问题之二在于，左翼/liberals/社民党在搞财富再分配的同时，还搞强制性的代际财富再分配，更准确地说，是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刷卡进行福利与社保消费，强制由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埋单。这种“社会政策”不仅严重削弱了经济效率、损害了财富生产能力，还严重损害了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能力。能创造财富的年轻人，将来能创造财富的儿童与本该出生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源。

连不能自负其责的人都有一票权利的“民主”，是福利主义的助推器（这决不意味着否定民主的正面价值）。通过投票，把别人口袋里的钱乾坤大挪移转到自己口袋，这种致命的诱惑难以抵挡。而政客乐见用纳税人的钱派发福利来收买选票，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购买权力，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福利民主社会，退休的老年人是一大利益集团，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增进自己的福利，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有大把的时间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立场，投票率要远远高于工作者、年轻人。所谓老龄化社会，意味着这样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因此，为了自己的选票起见，几乎没有政客敢得罪这个群体，几乎所有政客都会讨好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福利最为刚性。

福利社会搞代际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现收现支的政府强制社保，一般是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被强制缴纳社保税，政府把收上来的钱放到一个池子里，给老年人发放养老金，给老年人看病住院支付医疗费用。这就是所谓社会化养老与社会化医疗。第二种就是更赤裸裸的政府举债、通过财政赤字来派发福利。政府发行债券是要还钱的，不还钱下次就别想借到了，所以政府债券等同于未来的税，未来的税当然由未来的人来承担，这种方式也可以实现把财富由现在的人、上一代享用，债务由将来的人、下一代来偿还。

不客气地说，这两种方式都是不顾子孙后代死活、断子绝孙式的玩法。在子女给自己父母养老的家庭养老制度下，父母对子女有爱，对孙子女也有爱，并由工作的子女掌管与分配资源，这样的制度，能确保资源向下一代转移，就像水从源头出发，顺流而下，又像火炬一样，薪火相传，绵绵不绝。但现收现支的政府强制社保与政府借钱派发福利，都是强制让资源向上一代转移（逆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种现象是非常逆天的。

在生物界，个体要实现基因绵延，种群要在基因上存续下去，资源向下一代转移是不可妥协的先决条件，否则种群就要灭绝。雄螳螂为了绵延后代，冒着被雌螳螂当食物吃掉的风险也要交配，谱写了一曲生命的礼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薪火相传。资源向下一代是天道，是自然法，是ESS。强制让生存资源从下一代向上一代转移，会削弱下一代的生存能力，也会削弱下一代生育后代、绵延基因的能力，本质上就是上一代大啖子孙后代的血肉，大啖一个种群的未来。

冰岛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就是政府借钱派发福利的危机。危机其实是契机，提供了反思与调整代际财富再分配模式的时间窗口，但积重难返的欧洲是几乎不可能断掉福利与保障之瘾的。

末人

由于极度缺乏经济自由，财富再分配与代际财富再分配搞得非常逆天，福利社会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进入极度缺乏经济活力的状态，高失业率与低生育率是福利社会的常态。1970年代以来，欧洲总和生育率稳定地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至今已有40年。由此，福利社会是社会阶层高度固化、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是缺乏生机、死气沉沉的社会。

福利社会有三个界限分明的阶级/阶层。

（1）最高一层是规制经济、派发福利的官僚，及公营企业员工。在福利社会，即使名义上私有的企业也受到高度规制。越大的企业受到的规制程度也就越高，所以私营大企业也是高度官僚化的，其领导层几乎和政府官僚一个德行；

（2）最低一层是不工作、不创造财富、不能自负其责但有选票的纯福利消费者。这个阶层的女性生育率高，生出的子女成为全家索取更多福利的票证。多生几个子女，全家都可以快乐无忧地白吃福利了。

（3）中间层是为养家糊口与养儿育女而努力工作的生产者、净纳税人、福利供给者，辛苦、负担重，是福利社会的中流砥柱。由于生育成本高，这个阶层的职业女性生育率极低。随着这个阶层的规模与财富创造能力不断缩水，奇点越来越临近。

因为惩罚勤奋、奖励懒惰，惩罚聪明、奖励愚蠢，工作与创造财富受到惩罚，吃福利受到鼓励与呵护，左翼/liberals/社民党还会通过教育与传媒系统持续洗脑，宣扬各种政治正确，整个社会的是非观念慢慢就颠倒过来了，“社会欠弱势群体的”“吃福利光荣”“吃福利体面”等乖僻的观念大行其道，这就造就了福利社会的新人：末人。

末人是高度世俗化的，但奉行的不是奋进有为、能担当、能负责的积极世俗主义，而是一种消解了任何超越意义、任何未来意义的“活在当下”，他们不再相信虚无的天堂，不再在乎种群有没有明天，而只要现世的安稳、当下的小确幸，“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们眼中的家庭与婚姻，已经干瘪为丧失了意义、功能与灵魂的空壳。在他们眼里，传统就是一堆破烂，是文明的拦路石；基因绵延与种群存续的言说、观念，是野蛮人的遗迹。

这就是末人最大的特质：末人不在乎未来，也没有未来。所以末人内在的折现率/利率非常高，愿意把个人基因绵延、家庭传承与种群存续，愿意把个人与种群的未来，以超低价出售给Whoever，以换取有生之年的福利、保障与幸福生活，就像一个生命没有几天的病人拼命吸毒泡妞，享受当下。

末人在精神上极度萎靡与病态，他们不敢面对真正的问题，而是用政治正确把真正的问题层层封印，就像把一坨屎打上了精美的包装；他们不敢得罪任何露出牙齿的野蛮人，自我安慰说要用爱来感化包容一切，甚至都有点为自己的圣母心而自我感动了；他们发明各种事业来消耗他们过剩且病态的爱心，例如动物福利主义与极端环保主义，“看，我们把爱都及于动植物了，多有爱心啊”，非常违和的小清新。

末人社会的是非与价值观都是颠倒的。杀人放火之后，可以去住五星级监狱，吃饱喝足睡得香，还能花纳税人的钱继续深造，甚至可以向政府要求性生活与结婚，罪犯最有人权，但死去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一面是，杀人放火，政府给你养起来，另一面是，普通人一句话，可能会被扣上歧视、偏见、政治不正确等帽子，胆敢不认错，就让你失去工作，这又何等严苛。

末人社会，没有未来的社会。

文化多元与文明终结

福利社会生产者越来越少，吃福利者越来越多，难以为继，这是摆在台面上的硬事实。怎么办？慢慢坍缩内爆是一种死法。引入新鲜血液续命听起来不错。

算盘打得不错：引入国外年轻人口来工作与创造财富，给吃福利者与食税人提供福利。但福利社会的金字招牌能吸引来的，大抵都是想吃福利的人，不给这些人福利，那就是种族歧视了，政治上不正确因而不可行。

最终，引入外劳政策的结果，一是吃福利的人更多了，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家庭分工结构，生育率特别高，生出了更多吃福利的人。当移民第二代长大，因为文化上没有融入，找工作特别难，就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挑战；二是引入的是异质文化的种群，因为福利制度下吃福利都能活得好好的，没有融入本地文化的压力与动力，也就没有对本地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认同，这些人与土著之间的文化冲突、教法与国法之间的冲突都在所难免。

文化多元主义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表面上看，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强大的象征：我是土著，我包容异质种群，说明我内心强大、我宅心仁厚。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是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之间一律平等，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没有文明野蛮之别，文化之间的主旋律是团结友爱，否认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这种观念，恰恰是末人对本地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恰恰是本地文化虚弱的表现。你孱弱、扶不起，就别怪别人野蛮、咄咄逼人。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不过是末人社会自谱的华丽挽歌而已。

引入异质种群的福利社会有两种死法：一是慢死。设想一个福利民主国家，目前，这个国家土著占90%，生育率为1.3；新种群占10%，生育率为3.9。由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这些移民没有被同化接纳当地文化的压力。那么，土著与新种群的比例，第零代为90%∶10%，第一代为75%∶25%，第二代为50%∶50%，第三代为25%∶75%，第四代为10%∶90%。也就是说几十年到一百年，种群更替就完成了。二是快死，就是永嘉之乱的那种死法，那段历史不堪回首，普通人就是两足羊了。大乱之后是大治，还是永久的混沌与黑暗？

历史的大幕正在打开，公正的时间法官将做出最终的拣选与裁决。

现时代很可能处在一个历史巨变的前夜。欧洲的衰落，对中国来说未必不是机会，也给中国提供了信息充分的警示与反面教材。

作者陈斌，《南方周末》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