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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罗伊·科恩在曼哈顿。他以罗森博格间谍案成名，曾为特朗普担任律师长达13年。

未来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夫人非常困惑。

她被叫去和未来丈夫以及他的律师共进午餐，复核一份婚前协定。它规定，如果两人离婚，她得把特朗普在婚内可能赠送她的一切全部归还回去，包括车子、皮草、戒指等等。

特朗普看出她的难过，于是道了歉，还说这是他的律师的主意，伊万娜·特朗普(Ivana Trump)后来在离婚庭外采证的过程中这样说。

“这只是罗伊·科恩(Roy Cohn)的又一个把戏而已，”特朗普告诉她。

那是1977年的事，当时科恩的名声已经确立。他曾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Sen. Joseph McCarthy)反共运动的军师，曾参与把罗森伯格(Rosenberg)夫妇以间谍罪送上电椅，还曾帮助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总统。

科恩是当时纽约最使人畏惧的律师，其代理人囊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臭名昭著的到毁誉参半的：安东尼·“胖托尼”·萨莱诺(Anthony “Fat Tony ” Salerno)、克劳斯·冯·比洛(Claus von Bulow)和乔治·施泰因布伦纳(George Steinbrenner)。

但是有一位客户在罗伊·科恩那出了名的铁石心肠里占据着一个特别的位置，那人就是唐纳德·特朗普。

科恩1986年死于艾滋病。之前几周，他因为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被取消律师资格。对科恩来说，特朗普是他的最后一项事业。如果说弗莱德·特朗普(Fred Trump)令儿子的事业起步，带着他进入布鲁克林与皇后区的中产阶级租赁事业这个家族生意，那么引领他渡过哈德逊河来到曼哈顿的人就是科恩。是他把特朗普介绍给这里的社会与政治精英，当他树敌日益增多时又为他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几十年后，科恩对特朗普的影响清晰可见。特朗普破坏性的总统竞选——沾沾自喜地抹黑对手，把咄咄逼人当做自身品牌——分明是罗伊·科恩的把戏在一个更大舞台上的展示。特朗普对奥兰多惨案的回应，包括他耸人听闻的警告，说一场恐怖袭击将消灭美国，还抛出阴谋论的观点，暗示穆斯林第五纵队已经进入美国，这一切都像是从科恩的宝典里直接拿来的。

“在他说的话里，我清楚地听到罗伊的声音，”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如是说。弗雷泽是科恩生命最后两年中的情人，和特朗普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那种强横作风，只要你说话够强硬够响亮，你说的就是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罗伊的行事风格。而特朗普显然是他的学徒。”

有13年的时间，这位曾因给麦卡锡秘密出谋划策而臭名昭著的律师也在为特朗普出谋划策。在这个过程中，科恩帮助特朗普搞定了若干特朗普标志性的建筑工程交易；控告NFL密谋侵害特朗普；反诉联邦政府诋毁特朗普的名声，并要求赔偿1亿美元。特朗普手下的一个行政人员回忆，特朗普的办公桌上曾摆着一幅科恩的8x10英寸照片，用来威吓不听话的承包商。

科恩在需要帮助时，也一再向特朗普求助；后者是少数几个知道他是同性恋的人。当他的前任伴侣因艾滋病即将去世时，他要特朗普帮他找个栖身之所。当他面临被吊销律师资格时，他要特朗普来为他的品行作证。

左起为科恩、特朗普与Studio 54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拉贝尔，以及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伊万娜，日期不详。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恩，这位纽约某著名法官的儿子，已经对特朗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兴趣。

两人在一个名叫Le Club的私人舞厅初次见面，谈起特朗普的一桩麻烦事，顿时一拍即合。当时司法部民权局正在控告特朗普父子，称他们拒绝租房给黑人租客。特朗普告诉科恩，他们的律师敦促他们做庭外和解。

“让他们滚蛋，法庭上见吧，”特朗普后来回忆科恩当时这么建议他。

特朗普后来照做了，还聘请科恩当他的律师。科恩不仅反诉政府索赔1亿美元，还代表特朗普起草了一份尖刻的书面陈述，嘲笑这桩案子。

“民权部不是发起了一桩诉讼，”科恩写道。“而是拼凑出了一张纸，用作新闻通稿。”

特朗普父子最终还是和解了，同意把公寓租给少数族裔，但他们不承认有任何过错。

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新任代理律师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科恩是美国最著名、也最被人畏惧的律师。他后来出现在《时尚先生》杂志(Esquire)的封面上，头顶一轮反讽的光晕，去世后还曾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被戏仿。

但是科恩也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某些特质。

“谁未来将会飞黄腾达，他嗅得出来，罗伊做得到，”科恩的长期秘书苏珊·贝尔(Susan Bell)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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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特朗普（左）与纽约市市长爱德华·I·科赫及科恩在特朗普大厦的揭幕仪式上。

那些年里，特朗普从科恩身上学到了很多，其中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持在媒体上的高曝光率。早在特朗普充任自己的发言人，向八卦专栏作者们抛出大堆对自己有利的小趣闻之前，人们就知道，科恩会主动对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后来特朗普开始与捷克模特伊万娜·温克玛尔(Ivana Winklmayr)正式恋爱，那时，科恩已经摇身变成了婚姻专家。

记者韦恩·巴瑞特(Wayne Barrett)的《特朗普：世上最大的表演》(Trump: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一书中写道，科恩建议特朗普不要娶温克玛尔。他坚持说，如果一定要娶她，那么要立一份婚前协议。他会亲手办理。

这份协议在婚礼前几个星期才写好。它没有对特朗普的净资产做出量化——“由于他所持有资产的非流动性，无法进行精确估计”——并且对特朗普未来获利的前景做出了悲观的估计，对他品味的评价也很一般。

“唐纳德的生活标准基本上很简朴，”文件说，还说特朗普喜欢的生活方式“既不奢华也不挥霍”。

科恩去世几年后，两人的婚姻宣告解体。伊万娜·特朗普的律师们提出，她在婚前协议这件事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律师代理服务。她最初的律师在至少一起案件中曾为科恩服务，并且是科恩的游艇“反抗号”(Defiance)上的常客。这起离婚案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

特朗普签订的不少或常规、或不那么常规的协议之中，都有科恩的密切介入，这份婚前协议只是其中之一。

一次，科恩大获全胜之后，特朗普赠送他一对镶钻袖扣和前襟纽扣，用宝格丽的盒子盛着，作为回报。

如果说科恩会为向朋友收取律师费而感到难为情，那么特朗普这个人则是从不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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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罗伊·科恩（右）与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特朗普曾说科恩是个“恶毒的”保护者。

“罗伊说，‘我会让唐纳德决定，该给我什么样的报酬才算公平’，”弗雷泽回忆起特朗普的一桩旷日持久的税务案子。“但是，当然，唐纳德一分钱也没给。”

科恩的前任伴侣拉塞尔·埃尔德里奇(Russell Eldridge)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后不久，科恩也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埃尔德里奇人生的最后日子大部分是在特朗普俯瞰中央公园的巴尔比宗广场酒店(Barbizon Plaza Hotel)的私人套间里度过的。

科恩仍然住在自己的市区宅邸。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他一直坚称自己得的是肝癌，不是艾滋病，甚至在“60分钟”节目中被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盘问时，也不改口。

他在华盛顿接受了试验中的AZT疗法治疗，继续工作。但是他的客户们注意到，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特朗普说，他开始渐渐把案子交给别人，并且从未向科恩解释为什么。

“他非常衰弱，”特朗普说。“他衰弱极了，确实没法继续做那些工作。”

就在他病势严重的时候，科恩还面临了人生最后一次耻辱。几十年来，政府的公诉人一直试图以阴谋、贿赂和诈骗等各种罪名起诉他，但都没有成功。但现在，他面临着被取消律师资格的命运。他受到多项指控，包括胁迫一位濒死的百万富翁客户，被指曾在深夜到医院病房要求他修改遗嘱，让科恩成为他遗产的执行人。

1986年6月，科恩因“不道德”、“不职业”和“特别应受谴责”被取消律师资格。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科恩给特朗普打了电话，仿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打个电话：‘最近怎么样啊？’”特朗普回忆。“罗伊是那种人——坦白地说，我觉得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快死了。”

约一个星期后，1986年8月，特朗普接到另一个电话。

特朗普挂上电话，对办公室里的一位助手重复自己刚刚听到的消息：罗伊·科恩去世了。

“我说，‘啊，这是一代人的终结，’”特朗普回忆。“一个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