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联邦政府和警方对奥兰多枪杀事件调查的深入，我们对这起自911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有了更多了解，或许我们能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防止下一个悲剧的发生，或减少暴恐袭击的伤亡。

我不是反恐专家，在这方面的经历有限。911事件之后我和同事被紧急派往美国各地检查联邦反恐项目，此后又参与国会反恐立法工作，曾咨询过若干反恐专家，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和思考，仅此而已。所以，以下看法基于常识，作为一己之见与读者分享。

首先，不能依赖政府，要靠自己保护自己。

从凶手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6月12日凌晨1点58分进入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动”的同性恋夜总会开始射杀，到当地特警队 (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 5点05分爆破建筑墙壁、击毙凶手前后长达3个多小时。虽然警察6分钟后即赶到现场，特警队在16分钟完成部署，但因为警察无能、指挥判断失误，贻失战机，造成49死53伤美国史上单一枪手行凶杀人的最大血案。

据新披露的信息，凶手在夜总会开始开枪杀人时，一位名叫顾勒尔（Adam Gruler）的警察在该酒吧业余担任保安听到枪声后，从停车场赶往入口，与凶犯短暂交火（交火的地点有待澄清）。顾勒尔感到自己的火力压不住阵，撤离现场，用无线电呼叫警方支援，两名特警队成员在6分钟内赶到现场，进入在夜总会和凶手交火。但警察没有透露警察交火的具体情况，也未说明在凶手进入夜总会洗手间后他们为何没有继续追击，以及何时被命令撤出现场等问题。

奥兰多警方声称，因为凶手电话告诉警察，他有炸弹背心和人质，故决定不派特警队进入夜总会，企图通过谈判解决。直到谈判走到尽头，才决定炸开夜总会墙壁。3个小时之间，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受害者、躲在洗手间还未死去的人，以及受害人的家人和朋友多次短信、电话请求警察救援，但是警方无动于衷，至今不敢披露又多少人打过911呼救的内容和数据, 也拒绝说明在最后的枪战中，警察是否误伤等待救援的人质。

现在看来，奥兰多警方显然重犯了1999年在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校园枪击事件中的错误。在该事件中，先期到达的警察与两名枪手交火，然后，停下来等待特警队；45分钟之后特警队才赶到，发起攻击，击毙枪手。但这一延误给枪手有机可趁，因为在警察等待的时间中，凶手射杀了更多的受害者。鉴于这一教训，美国警察采取新方法训练，以便对付所谓“主动射手(Active Shooter)，”即那些在狭窄的环境空间或人流密集的地方肆意枪杀民众、制造大量死伤为目的枪手。对付这些杀手，新政策规定那怕只有一、二个警察也要开战，不能等待增援，必须冒风险尽快解除威胁，减少伤亡。

但是奥兰多警察却没有这样做。第一名警察交火不久即撤离，让凶手无抵抗进入夜总会舞厅, 获得6分钟的充裕时间疯狂杀人，还补枪杀害中枪未死的受害人。两名受过特殊训练的特警与凶犯交火，也未能制服凶犯，从夜总会内退出。据幸存者称，凶手马丁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男、女洗手间，继续屠杀藏匿在这两处的人，一边开枪一边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洗手间内血流成河，尸体成堆。

比较诡异的是，20日联邦调查局部分披露奥兰多警方无线电通话的资料称，从警察2点08分开始的枪战结束后到5点05分对夜总会发动攻击，中间近3个小时，没有开枪的报告。然而，从一位躲在厕所单间被射杀还未死去的18岁黑人女孩默里（Akyra Murray ）打给妈妈的求救电话中，我们知道凶手至少在2点12分之前就进入洗手间行凶；另从一位名叫艾迪·加斯提斯（Eddie Justice）的受害者遇害前发给母亲的短信时间看，凶手马丁似乎在2点39分还在洗手间杀人。到底有多少人在男女洗手间受害，警方目前仍没有公布人数。

奥兰多警方称，由于局势从“主动射手”变成了人质劫持，所以，认为特警队不发动攻击以及警察撤离现场是正确的。然而幸存者提供的事实证明，凶手马丁进入洗手间就肆意杀戮，而不是劫持人质，威胁杀人。事后也发现，马丁没有携带任何爆炸物。

无数大规模枪杀案证明警察拖延攻击是极不明智的，等于为凶手提供杀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误伤民众和炸弹爆炸的可能，警方都应当冒险迅速进入现场，制服凶手。尽管奥兰多警察在这一事件中有许多英雄壮举，但他们的失误也是不可原谅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两名特警未冲进洗手间追击凶手，制止杀戮。

所以，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暴恐事件中指望政府和警察保护民众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是人，会犯各种错误。如果当时现场有民众携带枪支，制止本次惨案发生的机率要大得多。奥兰多事件之后，一些人借机提出禁枪解决这类恐暴行为, 因为禁枪可以阻止恐暴分子获得枪支。然而，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数据，谋杀案最高的前10名国家都实行全面禁枪或接近全面禁枪。在禁枪国家中，恐暴分子都有渠道弄到枪支，反而是守法民众失去拥枪自卫的权利。

第二，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逃不要藏。

当晚“脉动”酒吧中有320多人，凶手开枪后，人们一遍惊慌，乱成一团，恐惧让人们忘记打开被锁住的出口门，不少的人堵在狭窄的过道上，进退不得。刚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在酒吧当保安的伊姆兰·优素福（Imran Yousuf）的军人训练让他立即意识到危险，很快跑向出口门，一边跑，一边高声大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然而惊恐的人们一动不动，优素福不得不从人头上爬过，冲到门边，打开门闩，救出70多人。

其实，“脉动”夜总会共有6个出口，如果不惊慌失措，在现场的许多人都可以迅速撤离。紧急逃生专家们建议，生死实际上是一念之差，一定要有强烈的求生意志，要有心理准备。在人流密集的地方、飞机上，建筑中都应事先看好逃生路线和出口，以防万一。紧急事件发生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清醒，绝对不要乱了方寸。面对使用常规武器恐暴事件如此，面对非常规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应当如此。

专家认为，在常规恐暴事件中，一定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要躲藏，而要迅速逃离现场，越远越好。逃离现场比藏匿的幸存机会大得多。如果枪声在左边，迅速向右边逃逸；如果在后方，迅速向前方逃逸。在奥兰多事件中，大量的民众藏在洗手间的各个厕所单间中，被凶手马丁挨个枪杀，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

第三，不要急于下结论，要弄清事实真相。

在奥巴马执政8年期间，美国共发生了近20起大规模枪击案。绝大部分是典型的“美国式犯罪”而不是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后发表讲话，将此案定性为〝恐怖和仇恨行径〞。 美国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则利用该枪击事件为自己的竞选造势。希拉里主张采取严格立法控制枪支，严惩马丁这类“独狼”恐怖分子；而特朗普则借机再次呼吁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来消除恐怖分子袭击。这样匆匆下结论、政治化奥兰多事件于事无补。

新披露的信息显示，奥兰多血案的元凶的杀人动机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尽管马丁行凶后声称效忠伊斯兰国，而后者则宣布对此事负责，称是“伊斯兰国的战士发动了此次袭击；” 马丁也在网络上收看恐怖组织的激进宣传资料，但马丁可能并非恐怖分子和激进穆斯林，甚至不一定是一个真正仇视同性恋的人，而是一个极端的精神变态者。

我们现在知道，马丁家的朋友和邻居都证实他从小就是个麻烦不断的问题孩子，易暴易怒，喜欢欺负威胁其他孩子。在小学5年级时他就告诉同学，要带枪进入学校，杀死每个人。同学们举报了马丁，他被学校当局停学2周。

他的暴力倾向在中学也多次显现，曾因在课堂上打架斗殴被开除出高中。911恐袭发生时，正在读高中的马丁向同学吹嘘本拉登是他伯父，曾教他怎样使用AK－47冲锋枪等。马丁过去的同学都一致认为，他很早就出现许多精神变态者的前兆，可惜有关当局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对他进行纪律约束和心理辅导。

马丁在狱警学院学习期间，正好发生弗吉利亚理工学院32人死亡的枪击事件，他问一位同学如果他携枪到校园，是否会遭其举报。马丁因此被学院除名。

马丁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偶尔去清真寺祷告。他曾拒绝承认自己是穆斯林。他多次暴打前妻，对其严加看管，不准与外界接触，而自己则常光顾同性恋夜总会和酗酒。前妻也证实他有精神分裂和同性恋倾向。马丁是同性恋也为多人证实。

目前我们并不清楚马丁是否真的被伊斯兰国宣传激化，成为该恐怖主义组织自封的战士，还是以此为幌子来掩饰自己的精神变态、性取向和穆斯林家庭、文化、信仰的内心冲突和矛盾，企图通过大规模谋杀来发泄。我们应当弄清这些事实之后，才能找到防范和对应马丁一类变态“独狼”的措施。

第四，必须提高调查人员的综合素质，防止单一执法。

奥兰多枪击案凶手曾因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以及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被联邦调查局列入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三次约谈，并实施监视长达10个月，但都因为没有发现足够证据而被从监视名单中取消。

应该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是严格按照调查程序进行的，他们的确没有理由继续将马丁作为恐怖分子监视。马丁一方面夸口说自己家族和基地组织（逊尼派）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声称自己是该组织的对手真主党成员（什叶派）。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说明马丁不知所云，并没有形成激进意识形态。调查人员的结论是马丁是因同事取笑而愤怒胡言乱语，并不违法，也不构成威胁。

问题是，调查人员似乎只调查马丁与恐怖组织的关联，而没有从精神分裂、偏执、变态大规模杀手（Mass Killer）等角度入手调查，故而未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但据专家称，像马丁这样的精神变态者，其个性征兆很早就会有所表露。如果调查人员综合素质高，或者受过相关训练，及时发现这些安全隐患并不是难事。

第五，家长和亲朋好友是防范“独狼”暴恐分子、大规模杀手的关键

无论执法部门准备得多么充分，本土产生的“独狼”暴恐分子、大规模杀手仍然防不胜防。这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组织联系，生性孤独，独来独往，没有预见性和共同活动规律，加上美国政治正确的文化以及人民对政府“老大哥”的敌视，让监视特定宗教和人群几乎不可能，所以靠传统侦缉手段很难发现和防范独狼”暴恐分子、大规模杀手。现代侦缉手段包括整体情报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和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对诸如MAOA暴力基因进行筛选虽然行之有效，但也会出错，易于构成对基本人权的侵犯而难以实施。

唯一能对“独狼”暴恐分子、大规模杀手进行早期预警和防范的只有其家长和亲朋好友。如果马丁的父亲当年能接受小学老师的建议，对他进行心理辅导，控制愤怒，在家中用实施正确的家教而不是动辄大打出手，或者接受马丁的性取向，让他出柜，奥兰多惨案或许可以避免；如果马丁的前妻向警方举报其家暴行径，将其暴力倾向和精神变态及早备案，也可能有助于防止该悲剧发生；如果马丁的现任妻子及时报告他的袭击计划，这一事件绝对不会发生。所以，对于潜在的“独狼”暴恐分子、大规模杀手，要通过社会、社区宣传教育，让其家长和亲朋好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担负起自己社会责任，尽早预防有问题的孩子走极端。

总之，奥兰多事件教训惨重，与其说它给我们当头棒喝，不如说让我们直面现实：自由和安全不可能两全，必须在二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美国先贤富兰克林说，“准备用自由换取暂时安全的人们，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无论富兰克林话的原义如何，我们的确不能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放弃宪法赋予的持枪权，隐私权等根本权利。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由比安全更重要，然而，自由是有代价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将这一代价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