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的一个难民营外跟一名移民用手机自拍 （2015年9月10日）

本文作者何清涟，于2015年10月发表于美国之音。

今年是德国统一25周年，与以往一边倒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今年有不少“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出现。一篇《两德统一25周年：别假装一切都好》，从很多方面涉及了“不太好”的一面。但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情况并非该文涉及的问题，而是今年德国在应对难民危机时藐视法律的政府行为。这些行为颠覆了外界对德国人守法、严谨的印象，让人怀疑德国的法治基础是否依然存在。

默克尔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在接受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进退失据，反复无常。10天不到，从“接收无上限”到重启边境检查，重大政策之随意率性，让人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在匈牙利等东欧四国的坚决反对声中，总理默克尔9月5日宣布接收难民无上限，副总理加布里尔干脆声称，今后每年可以再接收50万难民。世界都在为德国接收难民的承受力担心之时，德国政界与一些媒体却自我陶醉于“欢迎文化”带来的崇高道德感与骄傲感中。

当慕尼黑在1周之内迎来6万多难民，且难民还以每天逾1万的速度涌入之后，巴伐利亚州因负荷不堪而发出抱怨；德国鲁尔区Mettmann地方政府因难民开支而增加房地产税和工商企业税，即变相开征难民税，引发当地居民（包括欢迎难民者在内）的抗议。形势急转直下。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于9月14日下午在新闻会上宣布，德国将“暂时”恢复与奥地利接壤地区的边境检查。此时距默克尔宣布无上限不到10天。

德国决策的反复无常，既使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也使欧盟的完整性受到了严重打击。这一切，源于德国以各种借口破坏法律及各种协定。

首先，德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以“人权”为藉口，推翻了欧盟关于难民问题的“都柏林协议”。该协议要求难民必须在到达欧盟后的第一个国家进行登记，但德国却让那些没有在匈牙利登记的难民进入德国，还出动专列，把难民接到德国。

其次，当难民潮让德国无法招架之时，德国政府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宣布暂时退出“申根协定”，重启边境控制。众所周知，“申根协定”规定协定国之间的国境不受检查，让欧盟国家实现了“欧盟无国界”的梦想。

德国破坏欧盟内部规则并非始自此次难民危机。在欧盟国家中，德国率先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两德合并，债务过重为由，让国内债务比例在欧洲国家中首次超过GDP 60%。有了德国的示范效应，法国等都先后破坏规则，为后来的欧债危机埋下了祸根。可以说，德国是欧盟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

宪法法官眼中的法治危机

联邦宪法院法官彼得·胡伯（Peter Huber）终于忍无可忍，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德国处在意愿危机中》（Deutschland ist in der Sinnkrise， 09/30/2015），从几个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宪法规则效力减弱，法治被侵蚀。“在德国统一1/4世纪后，由基本法确定的民族国家处在意愿危机当中，法治国家露出被侵蚀趋向，民主在弱化，权力分立的结构继续朝执行有利的方向偏离，以及联邦国家的发展失去了方向”。这句话的意思是：政府当权者的意志高于法律，而且制衡行政权力的议会权力无法对其进行约束，因为政府与联邦议会的势力对比，“实际上是加强政府的作用，不利于单个议员”。

二、德国的所作所为对欧盟法治程序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法律对政治的约束力消失了，处理欧元危机时无视条约，各联邦州在管理上也不忠实执行联邦法，“超越法律的实例不断堆积”。

三、德国的政党势力发展不利于选民。势力大的政党的政治主张日益趋近，导致选民实施影响力的可能性被剥夺，既然没有可选性，选民也就别无选择。加之政党资金配给，得票率达到1%的政党，可得国家资金配给，按所得每张选票0.50欧元计。此外，缺乏联邦层面上的直选与政党的组织结构特点，使德国的政党拥有自我决定和安排一切的权力：由于政府职位由党内高层指定，因此政党成员对党内当权者具有依附性和奴性，所有这些，“加剧了公民对政治的哑口无言。长此以往，这会威胁到对宪法规则的认可。”

这种政党政治会导致选举出现“播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2013年9月德国大选中，左派如社民党（SPD）遭遇历史性惨败，而基盟（CDU & CSU）获胜。但基盟的选票未能达到绝对多数，不能独立执政。基盟的传统盟友自由民主党（FDP）因得票少，连国会都未能进去。基盟不得不选择左派当中较温和的社民党联合执政。社民党的几大核心政策，比如全国性最低工资等，都被基盟妥协接受。随着基盟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左倾，保守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反而成了左派政府。德国人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多数德国人选了右派，得到的却是个左派政权。

德国政府的舆论独裁

这次难民危机中，德国政府对舆论实行管制，让人深感默克尔政府在背离民主的路上走得实在太远了。

难民潮开始之时，“欢迎文化”占主导地位，德国媒体受“政治正确”的约束，与默克尔政府保持一致，但社交媒体上却爆发了关于无限庇护权的激烈争议，许多发言者深感忧虑：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接收这么多人？必须照顾难民的这个社会福利国家到底有多大能力？文化融入的可能性如何？许多网民抱怨，政府在做出决定时未倾听选民的声音。

对政府难民政策提出质疑者被打入“黑暗德国”，其言论一律被看作是“新纳粹的种族歧视言论”，于是出现了德国版的网络监控。9月14日，德国法务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了Facebook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由Facebook、民间社会组织和NGO组成的工作小组，迅速删除“仇恨帖子”，除了删帖之外，还要加强用反证来对付仇外言论。9月下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间隙，默克尔当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难民种族言论增多，扎克伯格承诺严控。

这一控制舆论的做法，导致德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忍无可忍，柏林洪堡大学东欧史、斯大林主义研究专家Jörg Baberowski 教授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德国将自己变为美德国家》，警告说：德国政府无视公民的担忧，使用舆论专制统治德国。媒体追随政府以保持政治正确性，对舆论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德国的现实来看，公民的疑虑与提出的问题都是有道理的。这种舆论专制的后果很严重，导致公民对政治冷淡，德国“社会和谐和凝聚力面临危亡...但总理却对她一手制造的灾难视而不见。在别处，政治家已因小错下台了”。

默克尔及其同僚的错误在于他们将言论自由当作表达真理，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应该被删除并限制。在对言论自由与法治的关系上，德国人的认识确实远不如美国人。

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保证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认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因而导致出现言论管制：当局或者当局认可的一群所谓的“大多数”，经常将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宣布为“真理”，以此扼杀不同意见。

在难民问题上，德国政府应对失据、违反法治引发的社会反思，已经超出了难民问题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评者在反思文章中都会写上“自从两德统一以来”，用这种方式追溯问题的起源，应该是被所谓“政治正确”长久压抑之后的爆发。

德意志民族曾经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这次难民危机应该促使德国人深入思考并采取行动，法治弱化既然已经危及德国，扭转这一趋势就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