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比利时文化历史学家戴维·范·雷布鲁克（David Van Reybrouck）指出西方国家现在已经深陷“民主疲乏综合征”，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选举民主的体制，西方民主政制将面临全面崩溃。这种疲乏症首先表现在人们对政治问题充满热情，但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充满失望和不信任。作者指出，大型国际调查项目“国际价值观调查”曾对57个国家的73000人进行调查，询问受问者是否相信民主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式，92%回答是。但这一调查同时发现，在过去10年间，全世界对“不受国会和选举控制的强硬领袖”出现的呼声增长迅速。而对政府和政党的信任则跌至历史最低。这说明人们喜欢民主，但厌恶当前现实，对民主机构的信任也在明显下降。过去五年间，欧盟官方调查机构发现少于30%的欧洲人信任本国国会和政府；作为民主制度最重要玩家的政党，则是最不受信任的政治机关。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在增长，而对其信心则在下降。虽然在自由社会中，一定程度的怀疑是公民制度的重要组成，但西方目前的状况是健康的合理怀疑已经变成单纯的厌恶了。

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尽管人们对于政治的信任下降到历史新低，但却从未对“西方民主政治=选举”这一政治原则提出质疑。对于选举政治的迷信，导致政治过程陷入一轮轮无效率的重复，而其最荒谬的政治表达就是公投。对此，西方国家不仅浑然不自知，而且甚至仍然将之奉为真理。英国退欧可以说是西方民主的历史转折点。从未有如此重大的事项，经一轮简单多数规则的全民公决，就这么粗糙地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大洲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一群对政治无感又信息不足的公民，用一把极钝的斧子，一挥终结了。

而西班牙最近在第一轮投票未能选出有效政府的六个月后，进行了第二轮选举；几周前，澳大利亚差点选出其国家史上第一个右翼总统；4月，荷兰的一轮公投否决了与乌克兰和欧盟的贸易协定。在几年前，比利时541天无政府状态后，成为欧盟的嘲笑对象，但如今整个西方民主都在“比利时化”了。 

这种对选举的盲目信仰还影响了国际外交事务，对外国进行资助的西方国家希望受助国可以变成民主国家，而变成民主国家的意思就是，必须进行选举，最好是西方选举模式，所有形式都要一致。地方民主和协议民主机构（例如村民会议，传统调解机构，古典司法仪式等）绝对不能成为选项，只有被西方社会反复验证的选举模式才能获得支持和援助。资助变成了一项制度产品出口活动，而如果产品无法在当地适用，则是用户的问题。在这种思维定式之下，投票就成为民主政治中公民最重要的义务，而投票又沦落为个人在投票间里无声的个人行动。它要求没有被授予思考权利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有的只是在选举期间被动接受的，由领跑的候选人释放的海量信息。选民一旦投出一票，也同时意味着丧失了对之后几年时间内所有国家事务的投票权。但投票是否真的能将个人感觉转化为对优先级的共识？公共利益和长期发展是否能通过投票得到实现？都是应当质疑的问题。

作者认为，这种对选举的专注是非常奇怪的，人们从3000年前开始为实行民主进行各种尝试，而选举只是近200年间采取的办法。如果仍然盲从选举政治，整个西方社会都将处在“民主疲乏综合征”的折磨之下。症状包括选举高烧，政党成员退出，选民参与度降低等，或者是因无尽的媒体监视导致的无效政府或政治停顿，以及广泛的公共怀疑和民粹主义崛起。公决和选举作为公众决议工具都是神秘又混乱的。如果拒绝更新民主技术，政治系统可能在综合征的影响下崩溃而不可修复。 

作者指出，选举政治在其产生之初确实为推动民主政治发挥巨大作用，正是这种历史作用，使得选举成为民主政治根深蒂固的信仰价值，但时过境迁，这种对选举的确信已然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盲从已经变成无意义的迷信。作者指出，选举开始被视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来自于美国和法国革命，当时的支持者们将选举视为人民意志表达的一种方式。那时还不存在政治党派、没有关于普选权的法律、没有商业大众传媒、没有互联网。公共通讯缓慢，信息交流受局限，这使得选举和代表体制成为必要。但政党、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固守选举民主的模式弊病重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民主受到大型政党的控制，他们将国家结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工会、行会、政党媒体等中介组织网，成功地接触了选民的个人生活。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建立了极度稳定的系统，带来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和选举行为的可预测性。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间，政治演说被自由市场控制。政党报刊或是消失，或是被综合媒体收购。商业广播出现，公共广播也逐渐接受了市场的思维方式。收视、阅读和收听数变得尤为重要——他们是公众观点的日常传播价格指数。大型商业媒体成了社会公意的塑造者，其结果也是可预测的：公民成为消费者和选举冒险者。而政党也不再将自己视作公民和权力的中介，而是自觉蜕变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了巩固它们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他们必须每隔几年都要接触选民，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于是选举变成了通过媒体争夺选民喜爱的战斗，它在民众中激起的热情，成功转移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情感——对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物的愤怒。英国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用“后民主”概括这种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如果选举确实存在并可以更换政府，选举辩论就由对抗双方的游说专家，通过经挑选的有限问题进行控制的场景。选民的角色则是被动和精致的，只能对给予他们的信号做出回应。而在社交媒体出现后，政治更是成为一场实时的狂欢和游戏。

21世纪初，选民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以分钟为单位关注政客的演讲；如今，关注可以以秒为单位，并即时进行回应交流。商业媒体和社交媒体还在相互推动：它们互相选取对方的热点，回应，制造出永无止境的隐秘揭发环境，为不断升级的冲突创造越来越高的热度。广播和电视台中，政治报道成为日常肥皂剧，编导决定框架，脚本和选角，非常成功地将事实歪曲向各个角度。最成功的政客则是那些可以将媒体扭转为自己服务的人。这种疯狂的现实使得选举给民主的实现带来严重影响。行政效果价值低于选票；合法性价值低于个人辨识度需要；长期、共同利益价值低于短期、政党利益。曾经用于使民主成为可能的选举制度，如今成了民主的绊脚石。

作者建议引入抽签制度来解决选举民主的弊端，他指出，古代雅典，多数公共职务通过抽签安排。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国家也用相同的制度实现了几个世纪的政治稳定。抽签制度下，不要求公民对一个没多少人真能理解的事务投票，而是随机选出一组人，并确保他们认真讨论待议事项，并得出合理的决定。一个信息充足的社会代表群体与未获得充分知识的社会整体相比，工作条理性要高得多。 

对雅典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人员分派工作的公示装置

在现实中，抽签制度也已经得到了成功应用。2012年12月，爱尔兰一个宪法委员会开始工作，目标是对宪法中的几个条款进行修改。委员会由经过挑选的33名政客和66名普通公民组成，具体人选抽签决定。工作组在一年多时间内，每月面对面讨论一周，进行工作。委员会中的66名普通公民由一个独立调查机构，以年龄、 性别、出生地等为考察因素随机选出。这样具有多样性的组合最终证明在探讨同性婚姻、女性权利、亵渎上帝等问题上非常有帮助。同时，他们也并非独自工作——这些公民会听取专家和其他公民的意见。这个委员会的的工作成果也没有直接获得法律强制力，而是经过了国会两院及政府，最终由全民公决通过。因此，抽签选出的代表在正当性上或许不如投票选出的，但职业政客也需要员工和研究员帮助填补专业问题上的不足，抽签选出的人员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支持。职业政客在听取公民意见时可以想得更远，而公民在与选举产生的官员交流中，也可以提供比投票更多的意见。

作者认为抽签制度也不是可以一举解决民主制度问题的神奇解药，但可以帮助调整当前系统中的诸多错误。例如腐败、选举狂热，并促使人们更加关心公共利益。抽签选出的公民虽不具有职业政客的专业性，但也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决定自由性，毕竟他们不是被选举出的，也不需要再次参选。

作者最后指出，民主的终极定义并不是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它是通过让不同意见都得到聆听而获得发展的。民主的意思是有平等的表达权，和平等的政治行动决定权。为了让民主保持活力，人们必须明白民主不能被简化为仅仅是投票。如果选举和公投不能辅助以更有价值的公民参与，它们就将变成危险的过时工具。一个混合着公民随机参政和审议的政治将带来一个更加有活力和包容性的民主形式。

编译文章：David Van Reybrouck, Whyelections are bad fordemocracy.

文章来源：The Guardian, 29 June, 2016.

网络链接：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jun/29/why-elections-are-bad-for-democracy.